BOB半岛安徽磨盘山遗址：以4000多年文化积淀探问良渚的源头与边界｜2023十大考古新发现专访当“大地方”的人分出了“三六九等”，在卷生卷死拼（玉）资源时，磨盘山人却过得平等、富足，活得优哉游哉、逍遥自在，享受着“躺平”生活状态。

　　九座崧泽早中期文化的大墓，整齐排列。几位先生端详良久，一语不发。一会儿，张忠培提起拐杖，轻敲探方，冒出一句：“这还了得”。其他两位沉默不语。

　　被严文明称为“崧泽王”的东山村遗址大墓M90，是迄今所见崧泽文化里随葬品最多、等级最高等的墓葬，出土有璜、镯、玦、管等19件玉器，5件石钺，以及一件大石锛。

　　王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等级出现高度分化，已经进入了“古国时代”，从史前原始社会迈入文明社会之初。

　　上月，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安徽的郎溪磨盘山遗址入选。相较于崧泽文化等级最高聚落东山村遗址，地处文化分布边缘角落的磨盘山遗址反映出崧泽“王的时代”另一种社会面貌。

　　磨盘山遗址从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年～5800年）—崧泽文化（距今约5800～5300年）—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直到后来春秋时期，保存了上下四千年的文化痕迹，其中，以崧泽文化为主。

　　十年前，2013年前后，学为揭开皖东南史前文化面貌并为考古学专业寻找一处实习基地，最终，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联合开展磨盘山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学每年约有十几名学生陆续前往，开展田野考古实习。

　　在2015、2016年两次发掘后，项目主要负责人一致认为磨盘山遗址是一处重要的史前文化聚落，可能有重大考古发现，经进一步严密规划统筹，2023年再次投身推进。今年，第4次发掘工作已经开始。

　　2023～2024年磨盘山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近十年发掘实际主导者、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赵东升认为，虽然身处文化边缘地带，但是尽占河湖优势、依交通枢纽的磨盘人开创了“一种新的区域文明模式”：开放、包容、平等的品质，使磨盘山遗址成为古国时代次文明中心的典型代表。

　　在“崧泽王”文明之光照亮的角落里，磨盘山人过着平等、富足的生活，呈现了史前文明形态的另一种可能性。

　　2015～2016磨盘山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学历史学院教授水涛指出，在各大文化的“接触点”上开展工作，更能够揭示文化交融变迁的过程。

　　促成项目早期落地的重要推动者、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副所长宫希成研究员认为，磨盘山遗址为确定良渚文化的西部边界，在皖东南地区的拓展程度有意义重大。

　　文博时空邀请磨盘山遗址项目发掘相关的三位“关键先生”赵东升、水涛、宫希成先生，解读磨盘山遗址发掘的缘起、文化内涵以及对于长江下游文明进程探索的意义，还原“王”时代下的“边民”生活。

　　春秋时期，楚平王听信谗言，杀死了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伍子胥向吴国出逃，面对楚国边境昭关重兵的把守，焦虑到“一夜白头”。

　　伍子胥冲破了封锁线后，上演了系列复仇爽剧情节：受吴国阖闾重用，打回楚国都城，赶走楚昭王，鞭尸死去十年的楚平王。

　　地处险地、交通要塞的昭关，位于今安徽省含山县。含山县还有一个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坐标：凌家滩。

　　1985年12月1日前后，含山县凌家滩村村民万传仓因母亲去世，在村北山岗上挖墓时，发现了一批大型玉、石、陶器。

　　因凌家滩的新发现，以及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规模玉器的问世，1990年，依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示，考古学者牟永抗、吴汝祚正式提出中国的“玉器时代”，“史前三大治玉中心”地位确立。而凌家滩文化（以凌家滩遗址为主体，距今约5800～5300年），被认为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仅凌家滩墓地，至今已出土玉器1200余件。这一数量，甚至和同时代崧泽文化全部遗址发掘出土的玉器总量（已逾千件/组）持平。其中，以玉鹰、玉人、玉板、三角形玉片、等玉器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

　　良渚文化，公认为是率先进入“古国”时代序列的区域文明，将史前玉文化推向了高峰，并构建起以玉琮、玉璧、玉钺为代表的玉礼制。

　　目前，良渚文化经考古发现玉器数量，已经远超其前身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遗址，成为勾连华夏五千年文明的起点。

　　凌家滩遗址鼎盛时期，距今5500年～5300年。凌家滩文化的衰落时间与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4300年）崛起时间，无缝衔接。

　　良渚文化以玉器为典型特征，但是其前身崧泽文化除了最高等级的东山村遗址外，其他遗址玉器发达程度较弱。

　　凌家滩的治玉技术，几乎全面被良渚文化所继承，包括切割、琢磨、钻孔、抛光各个环节，高难度的实心钻、管钻，还有掏膛、减地、阴线刻、镂孔、浅浮雕等。

　　有学者提出：携带技术的凌家滩玉工为了寻找玉资源而迁徙，造就了良渚文化的崛起。距今5300年以后，凌家滩文化急剧衰落，带着玉技术的凌家滩人进入位于东部的同时代的崧泽文化的地盘，最终在这一带丘陵区最东端的天目山下落脚，建立良渚古城、成就良渚文化。

　　安徽含山、浙江杭州，以及江苏苏州为中心的太湖以东广大平原地区——三地相连的通道，成为解锁凌家滩与良渚关系的关键。

　　在长江以南的皖南，皖西南的黄山市所在的徽州盆地是这一丘陵地带的核心；而皖东南（宣州、郎溪县、广德县）低缓地势，形成了一个走廊地带。

　　在郎溪县南，古有地名“十字铺”（今十字镇），曾是递铺和巡检司所在地。在宋代，宣杭官道（安徽宣州—浙江杭州），与建平（今郎溪）至鸦山古道（古徽州要道）在十字铺交叉。

　　郎溪毗邻广德县。南道，即郎溪、广德一线的走廊。郎溪县磨盘山遗址所处的这条通路，是南下进入浙江、东入江苏的必经之路。

　　赵东升说，“凌家滩的一些典型玉器，只有在太湖西部才存在，比如半圆形的片状玉璜、带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杯型豆’。从凌家滩到良渚，磨盘山遗址所在这条路线，迄今为止证据最明确”“但也不排除北线、中线的可能”。

　　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第二任领队（2013～2017年）吴卫红，在新著《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指出：

　　“安徽宣州、郎溪、广德及浙江湖州在崧泽时代出现了较多遗址，特别是崧泽晚期和末期遗址分布较为密集”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解释为什么良渚文化的发端，没有在崧泽文化的核心地带，而是在偏安一隅的良渚”。

　　磨盘山遗址破解从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推动了寻找良渚文明的源头，回答“何以良渚”。

　　时间进入距今约5000年之际，良渚已经步入文明社会初期。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当我们在追溯中华文明从什么时间真正进入了文明社会时，良渚文明、崧泽文化具有独特地位。在中华文明起源占有重要位置的良渚文化，向西在安徽方向到底扩张到了哪儿？实际上，这个问题比寻找凌家滩文化怎么到良渚文化，可能还重要一些”，宫希成说。

　　宫希成说，“地盘（分布区域）有多大，影响力有多大？若这些问题都说不明白，只是空谈它们的重要性，无异于空中楼阁。需要寻找更扎实的证据。”

　　在过去，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皖南地区的一都笼统归入良渚文化、崧泽文化。“当初在做皖南考古工作计划时，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弄明白，寻找更多证据而不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态度。至于磨盘山遗址，我认为它可能也不是良渚文化的最西边”，宫希成说。

　　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从距今约7000年至4300年前后相继，无间断穿起了以环太湖区域为中心、辐射周边区域的史前新石器文化。

　　早在2013年，水涛曾指出，“应该更多的关注那些几省交界的区域……之间的文化关联性，只有在这些接触点上发现更多的新材料，才有可能最终说明长江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之间，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之间，文明化的过程是如何展开的，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个演变过程。”

　　对于十年前这一观点，水涛解释，“当时我关注到包括皖东南在内的黄山周边地带，即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省相邻的区域。现在它们分属四省，实际上，在古代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长期是融为一体的，具有诸多联系和共性”。

　　“严谨来说，磨盘山遗址并不处于环太湖区域，却又靠近环太湖区域，因而独立于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区。”赵东升说，“在文化边缘地带，能够看到更多的演进、交融历程，弥缝文化核心区之间的认知盲区，更好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不过，“选择在磨盘山遗址做发掘，最初的设想是做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水涛说，“但第一次发掘，就发现了一个年代更早的松泽文化墓地。前三次发掘的重点转为先揭露墓葬区。”

　　宫希成说，“从目前的成果来说，这一发现至少是填补了区域的空白，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域的空白。”

　　“它的保存面积，在周边遗址中是最大的”，赵东升说。磨盘山遗址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紧靠河湖、位置偏僻，几乎未遭受后来人类活动影响。在发掘前，赵东升曾考察过十多个点，最终优选磨盘山。

　　经三次发掘，磨盘山遗址清理出602处遗迹，其中343座墓葬，最多的崧泽文化321座。在遗迹里共出土的古人遗存，编号各时期的小件器物多达4019件。

　　3月31日，郎溪磨盘山遗址第4次考古发掘已经启动，发掘面积为600平方米（此前1640平方米）。与前三次集中在墓葬区不同，此次发掘将全面指向磨盘山先民居住的房屋、制作工具的作坊、生活场所等——从死后世界，进入生活空间。

　　磨盘山遗址还有一些商周时期的遗存出土。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及中原化进程研究”的一部分，磨盘山遗址后半段的主要内容将是解决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属性和发展特点等问题，包括先秦吴越文化与中原的关系。

　　斗转星移，多少强盛区域文明散灭无痕。磨盘山遗址为先民们提供繁衍生息栖居之所，穿过三千年岁月，见证了长江下游从史前新石器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转折历程，为距今五千年之际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节点，存储了一份文明记忆。漫长等待四千年，再次和世人见面。

　　“崧泽王”，当严文明写下三个大字时，实际上将之前学者们认为的长江下游“古国时代”出现时间，从良渚文化提前至崧泽文化。

　　古国时代，是在史籍有载的夏商周“王国时代”之前，中国各地曾出现一批发达程度较高的区域文明（古代文明化曾历经“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

　　当崧泽文化进入中晚期，距今5600～5300年左右，凌家滩遗址出现。在长江下游，几支距离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崧泽、凌家滩、龙虬庄、北阴阳营、薛家岗文化），“彼此间的差异远小于它们与外围邻居的差异”。

　　磨盘山遗址处于黄鳝咀-薛家岗-张四墩文化区、凌家滩文化区、北阴阳营文化区和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区的中间地带 赵东升供图

　　考古学家何驽进一步指出，“崧泽文化圈”具备超强整合能力，以本文化区内部首先形成的玉石商品贸易圈作为经济基础。

　　崧泽时代，与同时期的黄河流域的庙底沟时代（以庙底沟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主体），交相辉映。

　　此时，凭借强盛玉文化，凌家滩遗址与东山村遗址站在“崧泽王”时代的金字塔最上层；磨盘山遗址从三大文化的边缘地带，依交通之利，转身成为文化交融的枢纽，组成了撑起大崧泽时代的重要中转站。

　　此前，有学者提出，“崧泽文化圈可能在马家浜文化晚期，至迟在晚段已经开启了”，磨盘山遗址发现提供了重要证据支持，提前了“崧泽文化圈”的形成时间，推早了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起始点。

　　磨盘山遗址在马家浜文化时期“与太湖西部更为接近”，都有平底釜和扁足或锥形足折腹鼎、牛鼻耳罐、红衣陶豆等。

　　磨盘山遗址的发现将人们的视线，从王的核心统治区（前有“崧泽王”，后有“良渚王”），拉向被王时代照亮的角落——五六千年以前“小地方人”的生活细节。

　　尚玉的崧泽文化，出土玉器绝大多数是璜、环、玦、珠、珰之类的装饰品。只有极少的墓里有一定数量的玉钺、玉斧、玉锛。

　　“你看良渚那些大墓里，高等级贵族们哪有重复利用（玉）的情况？如果社会等级森严，一定会用质量更好的玉器”，赵东升说。

　　磨盘山人地处纵横通衢，在尚玉风气浓厚的社会氛围里，他们知道玉是礼制象征、社会等级的标志。不过等级观念并未深入内心。磨盘山人陪葬的玉器数量、质量，和墓葬规格、等级大小并不挂钩。

　　“他们不需要。生活富足到基本上每一座墓都有随葬品。”赵东升说，“生活资源非常丰富，随处可得。不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上位者来分配资源”。

　　挨着湖河，能够很容易获得基本的生活物资，考古出土了大量的捕鱼工具——网坠。在其中一个灰坑（即垃圾堆）中就出土了531枚网坠。今年，考古人员将着力寻找“船只”等水上交通工具痕迹；地处交通枢纽，为南来北往的人提供贸易方便，各地物品都能够靠交换得到。

　　崧泽文化的遗存最大宗的是陶器。一些生动的动物、人物造型器物，基本不见重复雷同。赵辉认为，它们“很像是陶工在毫无拘束的状态下兴之所至的小品”。

　　“磨盘山人更具生活情趣”，赵东升说。磨盘山文化出土了不少仿生形的陶塑，可见动物形象包括圣水牛、猪、鱼、龟、豚等动物，以陶塑猪最受关注。

　　崧泽文化的陶器多以素面为主。一些带有的圆形和三角形，是崧泽文化的典型纹饰，在豆盘以及杯、瓶BOB半岛官网、壶等小型陶器上常见。这些特征也出现在磨盘山遗址。

　　但是，“磨盘山也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赵东升说“和其他的或者以前认识不一样的是，比如更多的动物形器，更多的这种小口壶、壶形器，不见于其他遗址”。

　　当“大地方”的人分出了“三六九等”，在卷生卷死拼（玉）资源时，磨盘山人却过得平等、富足，活得优哉游哉、逍遥自在，享受着“躺平”生活状态。

　　赵东升认为，磨盘山遗址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文明模式”，凭着开放、包容、平等的品质，磨盘山遗址成为古国时代次文明中心的典型代表。

　　磨盘山遗址的发现，让人们有了“从边缘看中心”“从角落看全局”的视野，重新思考文明与人的关系。

　　赵辉：《从“崧泽风格”到“良渚模式” 》，文物出版社《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2015